- 2013年，泰国大选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自由党主席丹迪·雷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承诺当选后停建祸国殃民的核电站，由此得到选民的支持，成功击败人民党，当选新一届的泰国总理。然而政客的承诺从来都不值钱，随着丹迪·雷的践祚，仅仅三年泰国上空便被阴云笼罩，罪恶贪婪如病毒般肆意蔓延到每一个角落，曼谷成为臭名昭著的国际化犯罪之都。在社会道德沦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人们心底期盼已久的英雄横空出世。他就是红鹰侠（阿南达·艾华灵汉饰），游走于法律之外，身怀绝技，嫉恶如仇，对待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绝不手软。与此同时，头号罪犯马杜里正率领手下进行一项罪不可赦的核武计划，红鹰侠的存在恰恰成为阻挡他计划实施的障碍。百姓和政府的矛盾愈加激烈，为民请愿的红鹰侠冲在最前面……
-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年生于基辅，1940年逝世于莫斯科。世界文坛称他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邪恶挑战的文学大师。其代表作《狗心》、《白卫军》、《大师和玛格丽特》等曾被苏联当局查禁没收，或“默杀”。作家死后恢复名誉、苏联文坛两度掀起“布尔加科夫热”。现在他的作品进入现代经典之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珍品之一。 《狗心》作于一九二五年初，在文学圈子里获得一致好评，人们发现它确实尖锐地抨击了现实，但它抨击的是现实中的粗野、愚昧和荒廖。小说写一条狗因为做了人的脑垂体移植手术，突然成了有人外表的流氓，致使流氓习气随着脑垂体分泌的激素，渗入了取名沙里科夫的实验室怪物的每个细胞。沙里科夫的可怕不公在于他身上那些流氓无产者的劣性，并且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庸俗化.表面上看来，《狗心》很像一个科幻故事，但是实际上却有着反乌托邦小说的关于哲理和社会的深邃思考。 国际知名的医生菲利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为了进行改善人种的优生学试验，把一个刚刚死去的行窃的酒鬼的脑垂体和睾丸移到一只叫沙里克的狗身上。沙里克竟变成了“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人——沙里科夫。 这个能讲人言、衣食如人的衣冠禽兽，一天天显示出是一个怀着“一颗最为卑鄙龌龊的心”的败类：酗酒、偷窃、说谎、告密、无耻下流，直至栽脏陷害、用手枪威胁要强占教授的住宅。更有意味的是，这个狗“出身”的沙里科夫竟然被政府赏识而任命为莫斯科公共卫生局清除流窜动物科科长。他穿上了皮夹克(这是当时文学作品里革命者的形象模式)，出入有专车——尽管是卡车。幸而两位“造物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和博尔缅塔尔大夫及时用手术把沙里科夫还原为沙里克，才没酿成惨祸。 在这篇小说里，布尔加科夫力究天人之际，思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能力限度以及人对于整个自然界的责任。实际上，布尔加科夫继续阐释着一个重大的主题：人不应该僭越，不应该觊觎全能的上帝的位置。这个上帝便是自然、社会的客观法则。试图超越社会、自然的进程，把科学变为破坏客观规律的迷信，狂热蛮干地“创造历史”，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正如小说《不祥之蛋》中，佩尔西科夫教授虽然掌握了科学，却缺乏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最后死于疯狂的群众的乱拳之下；而给人类社会带来可怖的厄运的洛克，急功近利而智力低下到根本谈不上什么责任感问题，却“带着官家的公文”，则是更为可怕的。 而在《狗心》中，国际首屈一指的名医菲利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空前绝后的完美手术只能创造出险些置其于死地的社会败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经受了自作自受的“科学实验”之后，终于觉悟道：“看吧，如果一个研究者不是摸着大自然的脉搏，与之共进，而是想加速问题的解决，揭开那神秘的帷幕，那么，就给你个沙里科夫尝尝，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看来，人要充当上帝——造物主的角色，结果只能是对上帝的讽刺性模拟。干扰世界的客观进程最终只能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
- ◎简 介 1976年戛纳正式竞赛片,想象力令世人震惊. 帕维尔.祖拉契克,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中的天才导演,被誉为捷克新浪潮电影革命中真正的灵魂,做为整个东欧电影新生运动中最独特的剧作家之一,他创作了好几部在捷克东欧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 黑白电影“The End of August at the Hotel Ozone”出品于1967年。它是编剧Pavel Juracek和导演Jan Schmidt合作的第二部作品，这两人是可以代表上世纪60年代捷克电影新浪潮流派的两位天才。 在当时的东欧，一些有政治报复的电影人希望通过银幕来唤醒人们对极权的认知和反抗，但囿于体制壁垒难以使用现实主义体裁，于是拍出了大量科幻、童话、象征或神秘主义电影。Juracek和Schmidt正是属于这一阵营。 故事开始于一场几乎毁掉全人类的战争之后，山野里出现由一个老妇带领的八个年轻姑娘，她们一路跋涉，寻找食物和或许还活着的男人，希望成为“新世界之母”。 当时东西方核储备竞争造成的末世恐慌是这部电影想当然的象征物，却不像其它多数末世电影般先给出一片荒土和废墟的影像，并将角色披上盔甲、戴上面罩，塑造得如机器人一般——在“The End of August at the Hotel Ozone”里，大地一片盎然生机，植物在疯长，到处都是动物，片中的八位姑娘个个也健康丰满、强壮矫健。她们就这样生活在饱和到几乎溢出来的自然之中，只是见不到人，祖先留给她们的是枪弹、炸药和汽油。 影片强调她们是因懂事前就脱离了社会与文明，于是不再具备某些被公认的“人性”。片中有一些很残酷的镜头——动物保护主义者一定难以忍受——譬如像一群狼一样把一头奶牛剖开、用枪托砸碎一只一直渴望跟随她们的狗的脑袋等等。经历过文明的老妇教会她们怎样使用语言、文字、杯子和枪，但没有办法使她们成为文明人，因为她们失去了社会。 影片后半部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孤独活在农场里的老人，从他那里见识了诸多文明的遗迹，譬如一台再也放不出的电视、一张旧报纸和一架械动留声机，她们只对留声机感兴趣——这里电影似乎在暗示：音乐与文明之间并非有必然的联系。 最终老妇因病去世，姑娘们冷漠地准备抛下农场老人离开，并要带走那架动留声机，老人豁然明白她们不懂感恩、毫无人情，他被姑娘们枪杀了。 电影里有太多的象征与隐喻，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解释。另外，其黑白影像细节锐利而构图绝妙，从远景到人物脸部特写的镜头切换干净果断、了无痕迹。无论从内涵还是美学来估判，这都是部深刻的经典之作。 其实，上文中提到的那些极权下勇于政治干涉的电影人，他们中的一些在革命者和艺术家两种角色之间终于晃晕了脑袋。本来，他们是不得不用一些象征、意象、解构的方式来呈现其主题，结果主题却被形式颠覆了，他们的后期作品成为了干脆的试验影像，尽管依旧精妙，却已是空中楼阁。
